今年中国贸易盈余再创新高，国内消费却未现相同活力。虽然顺差总量雄踞全球首位，而且对欧美与东盟的出口优势依旧，所以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保持战略地位，但居民消费依然低迷，CPI涨幅连续几月不足1%，因此，“出口热、内需冷”格局格外明显。由此引发市场疑问，顺差积累后，为什么未能有效驱动居民消费？其间关联机制，值得深入分析。
分析资金流向时可以发现，制造业和外贸企业成为外汇收入的最大受益者，顺差财富多未渗透至居民手中。虽然出口扩大拉动企业收入攀升，并且带来汇率与财政层面的溢出效应，但工资增速明显落后于企业利润，进而居民收入增长偏缓，消费力始终受抑。央行通过购汇防控资本流入风险，尽管这推动外储上升，与此基础货币扩张受到结构性政策约束，难以形成基础广泛的消费需求提升。而企业汇兑所得，又多用于还债或海外投资，也很少有机会反馈到大众消费端。
需求层面的约束同样显著。服务业及部分制造业就业表现不佳，青年失业率维持高位，所以家庭收入信心不足，人们倾向储蓄以规避不确定性。房产市场修正对财富结构带来压力，导致资产增值效应丧失、消费欲望受到打击，而且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进度缓慢，对于医疗、养老等长期支出，家庭谨慎应对，因此，预防性储蓄意愿更强。虽通胀温和，市民短期并不愿扩张消费。
供需结构进一步产生错配。目前，中国对外出口中，中间品与零部件占比较大，对东南亚、拉美等国的贸易顺差激增，不过这些产品在当地加工程度高，然后再转销欧美，并未全额转化为产业利润，因此出口带动消费的正向传导链条遭遇“梗阻”。与此制造端产能扩张远快于服务业升级，因此本土消费升级的渠道并不畅通，消费相关服务业发展迟缓，许多家庭虽有可支配收入，却会发现缺少合适的消费场景。
政策端虽然已有调整，譬如多轮刺激消费举措试点铺开，金融资源偏向大型国企和基建项目，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改善有限，所以内需恢复速度不及预期。收入分配改革进展也滞后，城乡及区域收入鸿沟未显著缩小，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边际消费高，不过收入增加有限，这制约了大概率的消费放大器。
从行业角度出发，转型为“内需驱动型”增长已成紧要课题。应优化收入分配，提高普通劳动收入的比重，壮大中等收入阶层，从而释放潜在消费力，并且，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降低居民长期储蓄需求。在此基础上，政策要助推服务业与消费性新业态同步发展，如数字经济、绿色消费、更优品质和多样化服务供给等，才能带动消费升级。继续深化营商改革，降低微观主体预期风险，让企业和居民都能提升信心。既然外贸盈余积累庞大，亦可考虑设立专项基金，精准用于促进民生和消费领域投入。
贸易顺差展现中国制造韧性，只靠出口拉动并不能形成经济健康循环。出口获利不流向居民，将难以带来根本性增长动力，因此，唯有顺差收益能惠及大众，促进消费，经济“高质量”发展才算落地。由此可见，中国处于转型关键时期，推动外贸财富回流实体消费层面，将是后续政策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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