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困境
最难的还是大别山。
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以后，其所面临的生存困境，远远超出了原先的估计。
大别山，绵亘于鄂、豫、皖三省交界处，平均海拔千米，是淮河与长江的分水岭。其腹地的潜山、霍山、英山等县境内崇山叠嶂、人烟稀少、土地贫瘠，曾经是土地革命时期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武装发源地之一。红四方面军曾经就在这一带建立过根据地。
1932年国民党军发动对鄂豫皖根据地的围剿，张国焘率领红四方面军从这里西撤四川。
1934年，徐海东率领红二十五军长征时，中途在这里转战，其后又继续撤至陕北；
1938年，由高敬亭率领的新四军第四支队从这里东进；
1946年，李先念率领的中原军区主力又从此处突围而去。
来来去去，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始终未曾在这里长期驻扎过，后来的几次转战突围，更仅仅只是途中路过而已。
这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这里的群众根本不信任共产党。
如果把后来的几次中途转战也算上，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可以说已经四进四出大别山了，所以这里的百姓根本不相信你来了就不走了。尽管干部们向群众解释说明，这次咱再也不走了，可是群众不相信。道理很简单，尽管当地的百姓也都知道共产党的部队好，爱护群众，还搞土地革命打地主，但是你一来，国军就跟着来了，你们到底打不打得过？如果打不过又走了，那回头遭罪的还不是老百姓？
所以，当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以后，沿途的百姓皆躲避一空。因为，尾随刘邓大军一起进入大别山的，还有国民党的部队。国共双方的军队突然密集的集中到这一带，双方都要在当地征收粮食，可是当地的百姓又难以支撑如此众多的军队突然涌入征粮，因此他们想要生存下去的唯一办法就是保护好自己的粮食，于是百姓们纷纷“坚壁清野”。刘邓大军所到之处，别说征粮了，就是拿钱买都买不到，战乱之际，粮食远远比手上的纸币、银元更重要。这一点是原先千里跃进的时候众人都没有预料到的，以为是老根据地，有群众基础，容易发动起来，实际上却不是这样。
鉴于如此严峻的形势，刘邓十分清楚，必须要打几个大的胜仗以后，群众才可能被发动起来。因为只有打大胜仗，让群众看到你有打退国民党军队的本事，他们才会相信你这次真的来了就不走了，不然任凭你如何去说，群众还是难以相信。
然而问题接着就来了：共产党的部队向来打的就是人民战争，可如今却是在没有大后方支持的情况下孤军深入。在千里跃进的途中，不管是兵力还是武器本就损耗严重，其中很多重武器和装备在过黄泛区的时候，都损失掉了。而大别山是桂系的势力范围，桂系的李宗仁和白崇禧早已在这里经营多年，建立起了完善的保甲联防制度，还培植了大量的地主民团武装组织。这次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这等于是动了桂系的奶酪，蒋介石自然将计就计，任命白崇禧作为总指挥负责进剿大别山。白崇禧集结了近三十万兵力，决心将刘邓大军消灭在大别山境内。
于是，一个巨大的矛盾出现了：刘邓大军必须在孤军深入的情况下打几个大胜仗方能发动群众，可是对于孤军深入又几经损耗的刘邓大军来讲，没有群众的支持，他们根本难以在敌人三十万大军的进剿下打出像样的大胜仗。然而打不出这样的大胜仗，他们又不可能发动群众，发动不了群众，又不可能打出大的胜仗……。
尽管局部战役上，刘邓大军也取得了一些战果，可是这些战果根本不足以令群众相信胜利是属于他们的。
冬天很快就到了，刘邓大军此时连过冬的棉衣都无法解决。因为群众根本不给他们布匹。中央军委为他们筹集了十五万套棉衣、一百万银元和大量的药品物资，但是由于白崇禧的严密封锁根本无法运进大别山。大别山一带又不种植棉花，刘邓大军此时陷入了极大的困境之中。
如果大家以为这种困境仅仅只是因为没有群众支持而陷入的生存困境，那么很显然大家都低估了这种困境的严重程度。进入大别山以后的刘邓大军，粮食上还勉强可以通过打地主来筹集，再加上野菜树皮倒也可以维系，可是因为大别山不产棉花的缘故，地主家里又筹不到那么多的布匹，中央筹集的棉衣运不进来，于是部队就不得不到商店里去“借布”。名曰“借布”，期间却出现了部队违反纪律，强行取布的行为。其中，四十九团在团凤镇上发现了一家布店，官兵们便向店主借布，店主小心的问：“要借几尺？”官兵们说：“全都借走”。店主急了，说，“我们全家都要靠这些布吃饭呀。”于是官兵们只好说：“可以给你写借条”。
但是，借条并不能当饭吃。战火交际之年，谁能保证失去了经济来源以后，还能撑到借条兑现之日？
当然，这种违反纪律的现象仅仅是局部的，零星的，看起来似乎了不起眼。可是它足以令人警戒，我们可以从局部中看到，当一支部队没有了群众的支持以后，将会面临怎样的困境，而这种困境又可能将部队引向何方？我们常说：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可这个蚁穴是怎么来的？不难看出，强行“借布”这个蚁穴根源就是因为没有了群众的支持，尽管这不是主观原因造成的，而是受历史的、客观的条件约束。但它依然造成了违反纪律的这个事实和结果。
没有群众的支持和脱离群众这两者性质是根本不同的，前者可能是偶然的，后者则必然站到群众的对立面。偶然的现象如果是在正确路线的指引下，那么很快就可以被克服掉，可是一旦走的是一条错误的路线，那么偶然的现象很快就会发展为必然的结果。而什么是正确的路线呢？无非一句话：你依靠哪个阶级的力量？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
国共两党以1927年4?12这个时间点为标志，从此走上了两条完全不同的路线，而后来其军队性质的演变不正是路线指引的结果吗？
二、方案
历来与蒋介石矛盾重重的白崇禧，这一次执行蒋介石的进剿任务却异常主动和坚决，三十万兵力的攻击势头凶猛异常，随着包围圈的压缩，刘邓大军面临的形势已经越发的严峻。任何一支军队，面对敌人的围剿，唯一能够生存下去的办法就是作战，只有通过局部的胜利改变自身的处境，才能立得住脚。可是，如今刘邓大军要想生存下去的唯一办法却只能是避战，没有群众支持的战争，敌我双方军事力量上的差异就十分突出的表现出来了。
为了不致使全军陷入白崇禧的合围之中，刘邓二人决定将指挥机关一分为二，由刘伯承带领第一纵队跳到包围圈外面去，扰乱国民党军的阵营，而邓小平与野战军副司令员李先念、参谋长李达等带领第二、第三、第六纵队在大山里与国民党军兜圈子。
但是这并不是一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
怎么办？大别山的困境已经迫在眉睫，再也不能等待。
“现在南线最要紧的战场是大别山，该区是否能站住脚的问题，尚未解决。”
毛泽东认为，现在三路大军的战略转化已经完成，战争发展到这一阶段，不打大的歼灭战，是不能解决中原问题的。而要打这样大的歼灭战，就必须是中原的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协力。
可是现在刘邓部正面临着极大的困境，如何解决这个困境？当时有两种不同的方案：
毛泽东首先提出了第一个方案，即令粟裕率华东野战军三个纵队的兵力渡江南下，同样以跃进的方式分几个阶段到达闽浙赣地区，吸引敌人主力由北向南回援，毛泽东估计此举可吸引敌人二十至三十个旅回防江南。
如此一来，战局就会出现两种情况：
第一，如果渡江纵队能直接调动围困刘邓大军的国民党军，那么不仅可以直接解刘邓之围，同时一旦国军频繁调动，也更容易创造出中原战场上打大歼灭战的战机。
第二，如果渡江纵队无法直接调动白崇禧的军队，那么只要它能调动中原战场上的其他几支国民党军，那么一样可以迅速创造出在中原打大歼灭战的战机。只要能在中原打上几个大的歼灭战，同样不仅可解刘邓之围，也可逆转中原的战争态势。
不管哪种情况发生，此方案的核心在于迅速调动敌人，借以寻找打大歼灭战的战机。通过在中原打大的歼灭战来解决中原问题。
事实上，早在刘邓刚开始千里跃进的时候，毛泽东就提出过华野分兵渡江，出闽浙赣创立闽浙赣根据地的方案。但那时候华野刚刚经历几次大战，急需休整，短时间内难以执行如此重大的任务，因而渡江计划就暂时的被搁置了。后来华野七月分兵，又连续遭遇挫折，所以渡江这事就一直没再提及。
到了1948年初，大别山在白崇禧的进剿围困之下，形势越发不利，刘邓处境异常艰难，不断要求其他战场和部队的策应和支援。于是毛泽东便再一次将这个方案提了出来，希望通过华野一部分兵力渡江南下的方式，来解决刘邓困境，同时创造中原打大歼灭战的机会。
所以，在1948年的1月27日这天，毛泽东便又将渡江南下的方案以电报的形式发给了粟裕。
四天之后，也就是1月31日，粟裕回电，表示执行指示，着手准备渡江事宜。但是同时，粟裕又在这封电报里提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方案。
粟裕提出的方案措辞十分委婉，但却与毛泽东的渡江方案完全不同。首先，粟裕直接指出了毛泽东这个方案的缺点，那就是千里渡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转战到闽浙赣地区，如此一来，“恐有半数之减员”，且伤员“沿途无游击区安插，只任其置于民家”，官兵这样损失“甚为可惜”。如今，我军战略进攻的转化已经完成，主动权也渐渐转入我军手中，何不集中我军全力，在中原打几个大的歼灭战，使敌人机动部队大为减少，那时我军在机动部队数量和质量上都将逐步占据优势，一旦我军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取得优势，则战局的发展可能急转直下，那时也必将推进政治局势的迅速变化。
不得不说，粟裕在军事上确实有着超越常人的战略眼光。
我们对比一下这两个方案，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其中区别。
首先，必须要在中原打大歼灭战的这个观点上，粟裕与毛泽东并无任何差别，都一致认为必须通过打大歼灭战的方式才能一举解决中原问题。
但是，如何去创造战机，如何去打这样的大歼灭战，双方意见就全然不同了。
毛泽东认为，通过派出三个纵队的兵力渡江南下，这样必然可以迅速调动中原的国民党军，一旦他们被调动起来，战机就会迅速出现。
这个方法从创造战机的角度去看，显然更为稳妥，但是缺点也是明显的，那就是派出去的三个渡江纵队，沿途损耗固然是无法避免的了，更加危险的是渡江纵队很可能陷入与刘邓大军相同的困境。而且此举一定程度上还分散了中原的兵力。而粟裕的方案，从调动敌人，创造战机的角度去看，显然不如第一个方案稳妥迅速，但是对于保证集中全部主力于中原地带，将国民党军封锁在长江北岸这一点去看，又有很明显的优势。
但是按照粟裕的方案去打，那刘邓就不可能继续留在大别山了。原因很简单，如果你不迅速出动以调动敌人，那么刘邓大军每停留一天，危险就会多增加一分。
现在既然出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执行方案，在没有确定采用哪种方案之前，刘邓大军最为稳妥的方式就是转移出大别山。
于是，2月7日，毛泽东致电刘邓，第一次提出了要求刘邓大军从大别山先转移出来的建议。
“你们指挥所现在何处？如果尚在大别山，似宜移至淮河、陇海、沙河、伏牛山之间。”
苦苦支撑了那么久，终于可以转移出来了，刘邓都赞成先转移出大别山：
“我野战部队在大别山内，一时很难打到好仗，辗转消耗亦不合算，集中做宽大机动，并利于粟的行动，实属必要。”
就这样，从2月24日开始，邓小平率指挥部北渡淮河，在安徽临泉县南部与刘伯承会合。四月初，他们一路向西，五月下旬，转移到了河南中部的宝丰县境内。同时，刘邓大军几个纵队在各自纵队司令员的带领下，于2月28日开始移动，四月初，刘邓大军全部主力相继转移出了大别山区。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在整个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的转化过程中，先后吸引了国民党军近90个旅的兵力，不仅在解除国民党对山东和陕北的重点进攻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对陈粟大军、陈谢大军完成自己的战略转变，同样起到了重要的支援和策应作用。
可以说，千里跃进是整个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的转化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但是千里转战的牺牲也是巨大的，当初刘邓率晋冀鲁豫野战军全军共十二万四千余人，拖着国民党军辗转作战，其后进入大别山区，由于是孤军深入，远离了后方的依托，又没有群众的支持，还遭遇敌人重兵围剿，最后转出大别山时，全军只剩下五万八千六百人。
写到这里，整个千里跃进大别山的行动就写完了。后来常有人对这次跃进争论不休，无非是有人说它成功了，有人说它失败了，总之各有各的依据。说它成功的，是从它在解除国民党军对陕北和山东的重点进攻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在整个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转变中的重要作用出发去看的。而说它失败的，无非是觉得千里转战牺牲太大，最后还没能在大别山立住脚，要是当初直接转去伏牛山多好？不仅牺牲少得多，牵引敌军的效果可能比去大别山还要好。后一种说法倒也并非全无依据，但是怎么都有些马后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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